白细胞介素-1β（IL-1β）作为IL-1家族的核心成员，其活性严格依赖于caspase-1的切割活化。成熟IL-1β通过结合靶细胞表面的IL-1受体1（IL-1R1），触发髓样分化因子88（Myd88）衔接蛋白的招募，进而激活IRAK4/IRAK1-TRAF6-TAK1信号级联。这条通路最终通过IKK复合体（IKKα/IKKβ/IKKγ）降解IκB，释放核因子κB（NF-κB，即p50/p65二聚体）入核，同时激活JNK/p38-AP-1通路，共同调控炎症相关基因转录。该体系存在精细的负调控机制：诱骗受体IL-1R2可竞争性结合IL-1但无法传导信号，而IL-1受体拮抗剂（IL-1RA）则能直接阻断IL-1R1的激活。
尽管共享同一受体，IL-1α与IL-1β在表达模式和活化机制上迥异。IL-1α以前体形式（pro-IL-1α）存在时即具活性，主要定位于细胞质、细胞核及膜表面，其核内移位可调节细胞分化，而在细胞坏死时释放作为"警报素"。相反，IL-1β必须经蛋白酶切割成熟后方能通过IL-1R1发挥胞外功能。这种差异决定二者在癌症等疾病中扮演不同角色。IL-1β的生成需经历"启动"（priming）与"切割"两阶段。启动信号常由Toll样受体（TLRs，如LPS）、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或IL-1β自身触发，通过Myd88/NF-κB通路诱导IL1B基因转录，低氧诱导因子1（HIF1）、C/EBP-β、IRF4/8等转录因子协同参与。随后，合成的31 kDa无活性pro-IL-1β需经蛋白酶切割为17 kDa活性形式。caspase-1的活化依赖于多蛋白复合体——炎症小体（inflammasome）。其受体家族主要包括NOD样受体（NLRs）、黑色素瘤缺乏因子2（AIM2）样受体（ALRs）及pyrin蛋白。以NLRP3为例，其激活可通过三种途径：细胞外ATP介导的P2X7受体通道开放引起K+外流；晶体物质吞噬导致的溶酶体损伤及组织蛋白酶B释放；活性氧（ROS）水平升高。激活的NLRP3招募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ASC），进而聚集pro-caspase-1并使其自剪切活化，最终催化pro-IL-1β成熟。
成熟IL-1β的释放存在多种机制：通过自噬溶酶体、微囊泡或外泌体等囊泡运输；或经caspase-1切割Gasdermin D（GSDMD）形成质膜孔隙释放。GSDMD孔道仅允许小分子量成熟IL-1β通过，当孔隙过多时则引发细胞焦亡（pyroptosis），导致细胞膜破裂及胞内容物（包括pro-IL-1β）释放。囊泡包裹可延长IL-1β半衰期，助其远距离发挥作用。肿瘤微环境（TME）是IL-1β作用的主战场，聚集了髓系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DC、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及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等关键角色。这些细胞既是IL-1β的生产者，也是其效应目标。IL-1β通过调控基因表达、细胞迁移、血管生成及免疫应答，在癌症中展现双重功能：一方面可促进癌细胞增殖、侵袭及转移，并诱导免疫抑制性TME；另一方面，在某些癌症类型或治疗背景下，又能激活抗肿瘤免疫。这种矛盾效应与癌症类型、TME细胞组成、疾病阶段及治疗方案密切相关。鉴于IL-1β的促瘤主导性，其抑制剂（如IL-1RA）已成为临床探索方向。但治疗决策需综合考量癌症特异性、免疫细胞浸润模式及联合治疗策略，以避免削弱其潜在抗肿瘤作用。IL-1β在癌症中的多效性源于其产生细胞、表达水平、TME组分及治疗干预的动态交互。未来研究需精准解析其上下文特异性作用机制，以制定合理的靶向治疗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