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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感染中应激颗粒的异质性表型:宿主防御、病原体适应与治疗机会的机制审视

应激颗粒(Stress Granules, SGs)是一类动态的、无膜的核糖核蛋白凝聚体(ribonucleoprotein condensates),在翻译起始受损时通过液-液相分离(liquid–liquid phase separation)于细胞质中组装。SG形成通常伴随翻译抑制(translational repression),并可能随后重分布特定的RNA和信号蛋白(signalling proteins),从而将细胞应激与先天免疫(innate immunity)相联系。已有报道表明,许多病毒可抑制SG组装或招募SG相关蛋白,而细菌和分枝杆菌感染可激活eIF2α(eukaryotic initiation factor 2α)磷酸化,并与SG样反应相关。呼吸道病原体表现出多样的SG表型:冠状病毒(coronaviruses)和流感病毒(influenza viruses)通常限制经典SG组装,尽管已有报道称单个SARS-CoV-2蛋白可发挥相反作用;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复制与G3BP1及SG阳性细胞相关,但SG特异性机制仍未解决;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Mtb)可诱导持续性G3BP1阳性颗粒,并伴随翻译和代谢抑制。细菌模型系统的研究还提示,病原体固有蛋白凝聚体(pathogen-intrinsic protein condensates)可影响休眠(dormancy)和抗生素耐受(antibiotic tolerance),但类似凝聚体是否在呼吸道感染期间形成仍属未知。理解呼吸道病原体如何改变综合应激反应(Integrated Stress Response, ISR)、翻译和SG相关通路,可能揭示病原体特异性和情境特异性的治疗机会。本综述总结了冠状病毒-G3BP相互作用、SG生物学和病原体特异性观察的机制进展;严格区分因果证据与相关性,以及SG依赖功能与常用操控蛋白的SG非依赖功能;并根据当前证据局限性讨论抗生素耐受和治疗假说。


1 引言


呼吸道疾病仍是全球发病与死亡的主要原因,COVID-19疫情凸显了人类对新兴呼吸道病原体的易感性以及宿主-病原体相互作用理解的不足。SGs作为这一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被表征为环境应激下未翻译mRNA的瞬时组装,现被视为可调节翻译、先天免疫和细胞生存的潜在动态枢纽。研究报道SG相关反应与病原体复制、炎症信号传导和细胞生存之间的关联,但这些观察并不总是确立SG组装本身的因果性,因为翻译抑制和多功能SG相关蛋白可独立影响相同结局。因此,SG导向的宿主治疗应被视为病原体特异性和机制特异性的可能性,而非SG形成的普遍结果。

病毒严重依赖帽依赖翻译进行蛋白质合成。宿主应激传感器如PKR和PERK可检测病毒双链RNA或错误折叠蛋白并磷酸化eIF2α,从而抑制翻译。由此导致的未翻译mRNA和翻译因子积累可促进SG凝聚。因此在许多情况下,SG组装最初发生在翻译抑制下游而非引起翻译抑制。一旦组装,SGs可通过浓缩或排除特定分子对选定RNA和信号通路进行反馈。SGs响应热休克、氧化应激、营养剥夺和感染而形成,包含翻译起始因子、RNA结合蛋白和核糖体小亚基。

尽管eIF2α磷酸化、SG形成和抗病毒反应之间的关系已被广泛研究,若干问题仍未解决。第一,单个SARS-CoV-2蛋白可根据实验情境促进或抑制SG形成,特定残基介导病毒核衣壳蛋白与G3BP1/G3BP2的相互作用。第二,将SGs与抗菌结局相关联的研究通常操控ISR或多功能SG相关蛋白而非选择性操控SG组装。第三,细菌模型系统可形成与休眠和药物耐受相关的病原体固有生物分子凝聚体,但其在呼吸道感染中的相关性仍有待证明。

2 应激颗粒:形成、组成与功能

2.1 组装机制

SGs的形成是翻译起始受损的后果,最常见的是通过eIF2α在Ser-51位点的磷酸化。这一翻译后修饰抑制鸟嘌呤核苷酸交换因子eIF2B,导致翻译停滞的48S前起始复合物积累。这些复合物与mRNA和RNA结合蛋白的凝聚通过液-液相分离(LLPS)驱动SG组装。核心SG蛋白包括G3BP1/2、TIA-1和TIAR。

尽管eIF2α磷酸化是SGs的主要触发因素,细胞也可通过eIF2α非依赖机制形成SGs。已鉴定出四种eIF2α激酶作为不同类型应激的传感器:PKR被病毒dsRNA激活;GCN2响应氨基酸饥饿;PERK响应内质网应激;HRI响应血红素缺乏和线粒体应激。eIF2α非依赖的SG组装也有描述,如DEAD-box解旋酶DDX3X通过其自身低复杂度结构域而非翻译关闭来成核SGs,说明eIF2α磷酸化足以但非严格必要。

PKR本身在遇到细胞质dsRNA时发生凝聚,形成富集ADAR1、PACT和NLRP1的dsRNA诱导灶(dRIFs),作为PKR激活和后续SG组装的成核平台。PACT通过以长度依赖方式抑制PKR沿dsRNA的扫描来微调这一过程,防止内源性dsRNA的异常激活,同时允许对病毒dsRNA的稳健反应。

2.2 组成与组织

高分辨率蛋白质组学和显微镜的最新进展揭示SGs并非均匀液滴,而是分层组装。SG架构描述了富集翻译起始因子(eIF3、eIF4B、eIF4F复合物)的内层;以支架蛋白G3BP1/2、TIA-1和TIAR为主的中层;以及包含可变信号蛋白、代谢酶和RNA加工因子的外层。SGs包含翻译阻断的mRNA、起始因子(如eIF4E、eIF4G、eIF4A、eIF3、eIF2)、磷酸化eIF2α、RNA结合蛋白(如TIA-1、HuR、FMRP)、调控蛋白如G3BP1、DDX6和PABP以及干扰素刺激基因产物如PKR和RIG-I。

时间分辨蛋白质组学分析揭示SG组成在SG生命周期中经历系统性转变。早期SG蛋白具有高相分离倾向和高内在无序区(IDR)含量,驱动初始SG平台的快速形成;晚期蛋白随后作为离散模块被招募,使SGs功能化以应对更广泛的应激反应。参与LLPS的蛋白的特征在于存在具有低复杂度区(LCRs)的IDRs,促进多价弱相互作用。这些区域的生物物理特性决定凝聚体是否保持液态可逆或转变为凝胶样状态。

支架蛋白G3BP1是SG组装的核心成核因子。G3BP1通过N端NTF2结构域、中央IDR和C端RNA结合结构域调节LLPS,并可被游离RNA激活,游离RNA与分子内自抑制接触竞争。G3BP1表达与多种RNA病毒复制改变和SG形成相关,病毒蛋白包括SARS-CoV-2核衣壳和NSP1靶向G3BP1。重要的是,G3BP1/2也在显微镜下可检测的SGs之外调节mRNA稳定性、翻译和先天免疫信号。因此,由G3BP1/2耗竭或过表达引起的表型不能专门归因于SG组装。它们在RNA代谢、SG成核、PKR招募和先天免疫激活中的多功能性使其成为应激与免疫交叉点的关键但实验上混淆的节点。

2.3 SGs在稳态和免疫中的作用

据报道,SGs通过包含非翻译mRNP并允许选择性翻译一些应激反应转录本,促进细胞对应激的适应。除翻译控制外,SG相关蛋白可浓缩模式识别受体如PKR和RIG-I并调节干扰素信号。TRIM25以dsRNA依赖方式与G3BP1共凝聚,伴随RIG-I泛素化和抗病毒信号增强。这些发现支持特定凝聚体的信号作用,但不应推广到所有SGs或应激条件。Gadd45β被报道结合G3BP1,促进SG组装并增强RNA病毒感染的I型干扰素反应。相反,SG成核因子的丧失导致干扰素产生增加和后续毒性。因为被操控蛋白也有SG非依赖功能,这些研究支持SG相关组装的情境依赖参与而非建立SG形成的普遍效应。

据报道,TLR-IKK信号在病原体识别下游抑制SG组装:TLR激动剂预激活NF-κB信号减少SG形成,同时炎症细胞因子产生继续。这种互反关联与SG相关通路和先天免疫信号传导之间的串扰一致。SGs也与调节性细胞死亡通路的变化一起被观察到。早期颗粒可隔离选定的促凋亡蛋白,而持续性应激和改变的凝聚体清除与细胞损伤相关;SG组装是否是直接介质取决于实验系统。

2.4 区分SG依赖与SG非依赖效应

本领域的一个核心限制是,许多用于改变SGs的扰动对凝聚体组装不是特异性的。G3BP1/2在SGs之外调节mRNA稳定性、翻译和先天免疫信号,而ISRIB直接激活eIF2B并缓解ISR依赖性翻译抑制;SG形成减少是下游后果。因此,在G3BP1/2耗竭、eIF2α通路操控或ISRIB治疗后病原体复制的变化不能本身被归因于SG组装或解组装。

在本综述中,证据在四个水平解释:直接因果证据需要SG选择性扰动或分离功能救援;支持性证据使用收敛的遗传和药理学方法但保留合理的SG非依赖解释;相关性证据将SG丰度与表型关联而不隔离SG功能;推断证据识别上游ISR激活而不直接证明SGs。在许多感染中,翻译抑制先于SG形成,使SGs最初成为应激的后果或标志物。一旦组装,SGs可对选定RNA和信号蛋白进行反馈。因此,SGs在此被视为情境依赖的潜在调节剂而非普遍因果结构。

2.5 SGs的解组装与颗粒自噬

应激解除时SGs的溶解与其组装同样重要。SGs的清除通过两种主要机制促进:分子伴侣的解聚和选择性自噬,即颗粒自噬。Hsp70分子伴侣定位到SGs并通过防止错误折叠蛋白积累促进其清除。AAA+ ATP酶VCP/p97通过展开和从凝聚体中提取泛素化组分驱动SG解组装。SGs的选择性自噬涉及受体NS1-BP,其与GABARAP亚家族蛋白和p62/SQSTM1相互作用;NS1-BP丧失损害SG清除并增加p62泛素化。持续性SGs与慢性炎症相关,可能有助于支持长期病原体生存的细胞环境。

2.6 P小体与RNA处理的相互作用

SGs被观察到与P小体相互作用,P小体是富集mRNA降解酶的细胞质凝聚体。活细胞成像证明SGs和P小体频繁相互停靠,非翻译mRNA能够穿梭于这些颗粒之间。病毒频繁利用SGs和P小体的现象已有充分记录。例如,腺病毒蛋白E4 11k将P小体蛋白重新定位到包涵体。西尼罗病毒和登革病毒招募P小体组分如DDX6到复制复合体。此外,脊髓灰质炎病毒和柯萨奇病毒降解P小体蛋白。

3 SGs在病毒性呼吸道感染中的作用

呼吸道病毒与高度病原体特异性的SG表型相关。报道的模式包括抑制经典SG组装、将单个SG相关蛋白招募到病毒隔室或在有利于复制的条件下SG持续。这些类别是描述性的而非普遍因果的,因为病毒复制也可被上游翻译阻断或相同RNA结合蛋白的SG非依赖功能改变。生物分子凝聚体包括病毒复制隔室和包涵体代表病毒生物学中反复出现的组织原则。

3.1 冠状病毒感染(SARS-CoV-2和HCoV-OC43)

据报道,SARS-CoV-2和相关的季节性冠状病毒OC43限制经典SG形成。在感染细胞培养物中,SGs在感染后约24小时之前罕见,尽管病毒复制持续,少于5%的细胞显示SGs。这些冠状病毒还减少了氧化应激诱导的eIF2α磷酸化和砷酸盐触发的SG组装。核衣壳蛋白(N)结合G3BP1并已被报道抑制磷酸化eIF2α依赖和非依赖的SG形成,而NSP1抑制eIF2α磷酸化并减少细胞G3BP1。G3BP1过表达与OC43复制减少相关,支持G3BP1的抗病毒功能;然而,这一实验并未确立该效应专门由SG组装介导。

SARS-CoV-2 N蛋白已被报道阻止经典SG形成同时将SG相关组分重塑为非典型焦点。因为这些焦点缺乏一些经典SG标志物,其对抗病毒信号传导的影响不应自动等同于经典SGs。刺突(S)蛋白也与ADAR1-p150表达变化、dsRNA编辑、PKR激活和SG丰度相关。变异比较研究报告奥密克戎感染后SG阳性细胞多于Delta或原始病毒感染,但这些观察本身并不确定SG是适应性特异性适合度的决定因素。

最近的机制研究完善了SARS-CoV-2均匀抑制SG组装的观点。结构和突变分析表明N通过其N端ITFG基序(残基15-18)与G3BP1/2接合,F17有助于结合NTF2样结构域。G3BP残基V11、F15、Q18、F33和F124有助于结合口袋。破坏这一界面损害N介导的SG组装抑制,提供相对直接的证据表明N-G3BP结合有助于SG表型。同时耗竭G3BP1和G3BP2增强A549细胞中的病毒复制,而单个旁系同源物耗竭影响有限。这支持G3BP蛋白的抗病毒冗余活性但不确定该活性的多少需要经典SG组装而非其SG非依赖的RNA代谢或信号功能。

与病毒SG抑制的流行模型相反,SARS-CoV-2 NSP14已被报道通过N7-甲基转移酶依赖机制促进SG形成。在该研究中,NSP14增加了宿主RNA的m7G修饰及其通过QK16和QK17招募到颗粒中,而N拮抗这一表型。因此,感染期间的净SG表型可能反映病毒蛋白的相反活性。ISRIB治疗减少了NSP14依赖性病毒复制,而叶酸补充增加了SG形成和病毒滴度。因为ISRIB直接激活eIF2B并缓解ISR依赖性翻译抑制而非靶向SGs本身,这些发现无法区分SG依赖效应与翻译和应激信号的更广泛变化。

进化研究提供额外复杂性。在SARS-CoV-2进化过程中获得转录调控序列产生的截短N蛋白NM210作为dsRNA结合蛋白,抑制干扰素反应并阻断G3BP1阳性颗粒,包括SGs和RNase L依赖性bodies。这种截短蛋白产量的增加增强了原代人细胞和小鼠中的病毒适合度。这些发现为谱系依赖性SG诱导差异的可能机制基础提供了解释,尽管将N表达直接与奥密克戎与早期谱系之间报道的差异相联系的证据应谨慎陈述。

残基水平表征的N-G3BP1相互作用为治疗开发提供了潜在起点。已建立迷你化384孔时间分辨FRET分析来鉴定破坏这种蛋白-蛋白相互作用的化合物。该平台能够实现筛选,但候选化合物是否通过SG组装、SG非依赖G3BP功能或两者恢复抗病毒活性需要直接测试。

3.2 甲型流感病毒

甲型流感病毒依赖宿主帽依赖翻译,并对诱导早期翻译阻断的条件敏感。在感染早期产生翻译抑制和SG形成的药理学剂或氧化应激与病毒蛋白合成和复制减少相关。IAV蛋白NS1、NP和PA-X拮抗PKR激活、SG组装或宿主RNA表达。这些观察与选择性压力以保存病毒基因表达一致,但不隔离SG组装与上游翻译抑制作为抗病毒机制。因此,药理学增强SG组装不应作为已确立的流感治疗提出;化合物需要在将凝聚体形成与全球翻译抑制分离的条件下测试。

3.3 呼吸道合胞病毒

据报道,RSV感染在感染后约12小时诱导SGs并在病毒生命周期中持续。SG阳性细胞包含更多RSV蛋白,G3BP1敲低减少RSV复制,而病毒RNA主要定位到包涵体并仅与SGs瞬时相互作用。这些发现显示RSV复制、G3BP1和SG阳性细胞之间的前病毒关联。然而,因为G3BP1在RNA代谢和信号传导中有SG非依赖作用,它们并未确立经典SG组装本身促进RSV复制。

3.4 其他呼吸道病毒和副粘病毒

3.4.1 MERS-CoV

MERS-CoV感染细胞不导致应激颗粒形成。辅助蛋白p4a被证明结合病毒dsRNA并防止PKR激活。缺乏p4a的重组MERS-CoV仍抑制SG形成,表明感染期间还有其他病毒拮抗剂运作。

3.4.2 人副流感病毒3型(HPIV3)

HPIV3感染通过PKR介导的eIF2α磷酸化触发SG形成;病毒mRNA被隔离到SGs中且复制被抑制。随着感染进展,N和P蛋白形成包涵体(IBs),通过屏蔽病毒RNA抑制SGs。牛副流感病毒3型(BPIV3)的类似策略已被记录,其抑制SG组装并下调G3BP1表达;G3BP1过表达恢复SG形成并减少病毒复制。

3.4.3 麻疹病毒(MV)

MV感染以PKR依赖方式被证明诱导SG形成。ADAR1缺乏导致稳健的SG形成,但这一过程可通过p150亚型ADAR1的补充来抵消,其恢复SG抑制和PKR失活。

3.4.4 副粘病毒一般策略

已确定许多副粘病毒编码C蛋白以限制病毒dsRNA积累并抑制SG形成。埃博拉病毒被观察到将SG蛋白包括eIF4G、G3BP1和TIA-1隔离到病毒包涵体中。西尼罗病毒和相关黄病毒通过维持低水平病毒RNA和膜相关过程规避SG诱导。这些多样策略说明病毒要么诱导然后抑制SGs,要么完全抑制SGs,要么容忍/利用它们。环状病毒基因组(cbVGs)的积累被证明强烈激活PKR并诱导SG形成。相反,野生型仙台病毒由于表达含有5′ UUUUAAAUUUU基序的trailer RNAs而产生最少SGs。该基序结合SG蛋白TIAR,从而防止SG组装。

3.5 DNA病毒和其他病原体

虽然大多数呼吸道病原体是RNA病毒,但DNA病毒也调节SGs。卡波西肉瘤相关疱疹病毒(KSHV)编码裂解蛋白ORF57,其结合PKR激活蛋白PACT和PKR本身,防止其相互作用并抑制PKR自磷酸化。PKR敲低被证明增强KSHV病毒颗粒的产生,强调PKR-eIF2α-SG轴的抗病毒功能。在DNA病毒感染的一般情况下,PKR可由RNA聚合酶III转录的dsRNA物种激活,这些物种由病毒DNA模板产生。腺病毒在上皮细胞感染期间抑制SG组装:砷酸盐诱导的SGs被抑制且P小体重新定位到核周。早期基因E1A的缺失恢复SG形成。腺病毒重组RNA颗粒,优先表达晚期病毒mRNA并避免翻译抑制。

4 SGs在细菌性呼吸系统疾病中的作用

与病毒文献相比,将细菌感染与SG生物学联系起来的证据仍然有限。为避免夸大当前知识状态,以下小节区分由SG参与的直接实验证据支持的发现和仍属假设生成的发现。

4.1 结核分枝杆菌感染

据报道,Mtb感染在巨噬细胞诱导G3BP1阳性颗粒,伴随ISR激活和eIF2α磷酸化。在感染的小鼠肺组织和含细菌的骨髓来源巨噬细胞中还观察到G3BP1荧光和灶增加。该研究报道mTOR、Raptor和Ndufa12定位到这些颗粒,伴随帽依赖翻译、线粒体呼吸和抗菌效应分子产生减少。ISRIB治疗恢复翻译,减少SG阳性细胞比例并降低细胞内Mtb生长;G3bp1/G3bp2双敲低同样与保留的mTORC1信号和线粒体功能相关。这些收敛干预支持ISR-G3BP-SG轴在Mtb生存中的功能参与。然而,它们并未将SG组装分离为唯一因果介质:ISRIB直接激活eIF2B并恢复翻译,而G3BP1/2在RNA代谢、先天信号和mTORC1调节中有SG非依赖作用。

Mtb相关内溶酶体损伤也与含G3BP1凝聚体的募集相关。这种凝聚体可堵塞受损的内溶酶体膜并促进修复,表明潜在的保护宿主功能,与以上描述的代谢表型不同。Mtb蛋白Mce3C被报道与溶酶蛋白酶和调节性细胞死亡相互作用。总体而言,这些观察提示不同的应激诱导G3BP组装可能根据其亚细胞位置、时机和组成产生不同影响。它们尚未支持Mtb均匀共同利用SGs抑制宿主防御的单一模型。

4.2 铜绿假单胞菌和其他机会性细菌

铜绿假单胞菌是医院获得性肺炎的病原体,在机械通气患者中尤其普遍。尽管缺乏P. aeruginosa感染期间SG形成的直接证据,该病原体通过铁耗竭和氧化还原活性代谢物吩嗪的生物合成激活eIF2α磷酸化。其他呼吸道病原体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能够产生成孔毒素。这些毒素被证明激活ISR,据假设它们也可能诱导SGs。因为迄今为止没有研究直接可视化这些三种生物体中任何一种感染细胞中的SGs,本节条目应被解读为候选假设,激励未来的成像和敲低研究。

4.3 革兰氏阴性肠道细菌和呼吸道感染

肠道病原体包括鼠伤寒沙门菌和弗氏志贺菌偶尔在免疫受损宿主中导致呼吸道疾病。在成纤维细胞上进行的研究表明沙门菌在感染后5小时在约5%的细胞中诱导短暂SGs,而志贺菌在20%-30%的细胞中诱导SGs。该研究提示志贺菌可减少药物诱导的SGs,表明其拥有抑制SG组装的效应子。eIF2α激酶GCN2和HRI被确定为该反应的介质,两种激酶的同时敲低导致SG形成的完全废除。

4.4 其他呼吸道病原体:非典型细菌和真菌

肺炎链球菌是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主要病因,其代谢副产物过氧化氢释放到细胞外。这种细胞外H2O2诱导的内质网应激已知激活ISR的PERK分支。尽管缺乏肺炎球菌感染期间SG形成的直接证据,PERK依赖性eIF2α磷酸化的观察提示宿主翻译的潜在瞬时抑制和随后SG组装的可能性。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酿脓链球菌分别产生成孔毒素α毒素和链球菌溶血素O,激活eIF2α激酶GCN2和PKR。这些激酶的激活被假设为SG形成的触发因素。

猪肺炎支原体被观察到在感染后24-36小时减少宿主p-eIF2α水平,提示支原体可能主动逆转ISR以维持宿主翻译并防止SG形成。

荚膜组织胞浆菌是一种二态真菌,是呼吸道组织胞浆病的病因。感染巨噬细胞在感染后12小时增加p-eIF2α水平,伴随ATF4和CHOP激活,提示真菌感染期间可能组装SGs。

5 应激颗粒、细胞死亡和细菌毒力因子

除调节翻译和先天免疫外,研究表明SGs与程序性细胞死亡通路交叉。嗜肺军团菌分泌的效应激酶LegK3被证明阻断宿主caspase 3和7的激活从而防止细胞凋亡。结核分枝杆菌被观察到在感染巨噬细胞中诱导溶酶体膜损伤,导致SG形成和随后的坏死性细胞死亡。分泌蛋白Mce3C被证明靶向溶酶体蛋白酶,阻断细胞凋亡并促进坏死性凋亡。

SGs与调节性细胞死亡(RCD)通路之间的双向关系已在近期工作中详细阐述。SGs在感染早期抑制细胞凋亡和焦亡的能力已有充分记录,关键机制是隔离关键因子。反过来,细胞死亡期间释放的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被证明促进SG组装,形成反馈环。PANoptosis被定义为焦亡、细胞凋亡和坏死性凋亡的共激活,作为对呼吸道病原体的反应在科学界获得重大关注。SG信号与PANoptosome激活之间的关系代表了一个有前景的未来研究领域。

6 宿主应激颗粒和抗生素相关细胞应激

本节考虑宿主SG相关反应是否可能改变抗菌结局。它不将病原体固有细菌凝聚体视为宿主-SG生物学的确立组成部分;这些结构的证据主要来源于细菌模型系统,并在第7.4节作为未来研究方向讨论。

6.1 当前证据和局限性

抗生素治疗可对病原体和宿主细胞施加代谢和氧化应激。治疗期间宿主SG形成原则上可改变翻译和应激信号,但在呼吸道感染模型中缺乏直接证据。嘌呤霉素通过释放新生链破坏SGs,茴香霉素可增加eIF2α磷酸化,新霉素被报道减少氧化应激诱导的SG组装。这些药理学观察证明抗生素可改变应激通路和颗粒丰度;它们并未确立宿主SGs决定抗生素疗效。

如果SG相关翻译和代谢抑制减少Mtb感染期间的抗菌效应分子产生,它原则上可有利于细菌持续存在。相反,防止持续性SG组装可能增强选定的宿主反应。然而,没有研究确立宿主SG组装与呼吸道感染模型中抗生素耐受或耐药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可用证据应被描述为假设生成的,不应被用来推断宿主SG调节将普遍改善抗生素活性。

7 情境依赖的治疗含义和未来方向

7.1 病原体特异性抗病毒策略

现有证据不支持普遍促进SG形成的策略。对于冠状病毒和流感,诱导翻译阻断和SGs的条件可减少病毒蛋白合成,但这些效应可能源于全局翻译抑制而非凝聚体本身。在其他环境中,包括RSV和报道的NSP14依赖性SARS-CoV-2通路,SG相关表型与病毒复制增加相关。治疗方向应由涉及的病毒蛋白、感染细胞类型、感染阶段以及干预是否靶向SG组装、上游应激通路或病原体-宿主蛋白界面决定。不加区分的SG诱导可抑制基本翻译或改变炎症相分离;SG导向治疗仍是呼吸疾病中的新兴治疗概念,但需要病原体特异性验证。

7.2 细菌感染中调节ISR-翻译轴

在Mtb研究中,ISRIB恢复翻译和mTORC1相关功能,减少SG阳性细胞并降低细菌负荷。这些结果为研究ISR-eIF2B轴作为宿主导向靶点提供临床前基本原理,但ISRIB应被描述为eIF2B激活剂和ISR调节剂而非SG特异性抑制剂。同样,G3BP1/2不是SG特异性药物靶点。任何干预应确定疗效是否取决于凝聚体组装、翻译恢复、代谢重编程或先天信号,并应考虑在受损内溶酶体膜处潜在保护性的G3BP凝聚体。雷帕霉素和依维莫司通过抑制mTORC1发挥作用,应被视为自噬相关的宿主导向策略,而非再生产ISRIB介导的mTORC1活性恢复的药物。

7.3 靶向定义的病原体-宿主界面

已绘制的SARS-CoV-2 N-G3BP1界面提供定义的筛选靶点,384孔TR-FRET分析可鉴定破坏这种相互作用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仍需要测试以确定抗病毒效应是否源于经典SGs的恢复或其他G3BP功能。NSP14是另一个抗病毒靶点,因为其必需的酶活性;然而,其报道的与m7G依赖性SG形成和病毒复制的关联并不证明全球SG促进或抑制将是有益的。同样,阻断流感NS1或PA-X、破坏RSV-G3BP相互作用或增强TRIM25-G3BP1共凝聚仍是机制基础上的假设而非验证的广谱SG治疗。

7.4 未来方向:病原体固有凝聚体、休眠和抗生素耐受

大肠杆菌和其他细菌模型系统的研究已将ATP敏感性蛋白凝聚体或包涵体与休眠深度、mRNA保存和抗生素存活联系起来。这些细菌结构与真核宿主SGs在机制上是不同的。Mtb、P. aeruginosa、S. aureus或K. pneumoniae是否在呼吸道感染期间形成类似凝聚体,以及这种结构是否相互作用宿主应激反应仍属未知。未来研究应在治疗框架中纳入它们之前,在感染相关模型中测试其形成。因此,这一话题作为可检验的未来方向提出,而非宿主-病原体相互作用的既定机制。

7.5 开放问题与研究优先顺序

若干关键问题仍未回答。首先,SG组成如何在呼吸道上皮细胞、肺泡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之间不同?第二,哪些细菌效应子直接诱导或抑制经典SG组装?第三,SG依赖效应如何与上游翻译抑制和G3BP1/2、PKR和其他成分的SG非依赖功能分离?第四,呼吸道病原体是否在感染期间形成病原体固有凝聚体,以及这些结构是否影响抗生素耐受?第五,SGs的时间分辨组成变化在感染期间如何表现?第六,堵塞受损内溶酶体膜的G3BP含凝聚体的情境特异性意义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将需要活细胞成像、蛋白质组学、核糖体分析、SG组装缺陷的分离功能突变体、救援实验和感染相关体内模型。

8 结论

应激颗粒是细胞应激、翻译和先天免疫的动态后果和潜在调节剂。在呼吸道感染中,报道的SG表型因病原体、细胞类型、病毒或细菌因子和感染阶段而异。SARS-CoV-2和流感通常限制经典SG形成,但SARS-CoV-2蛋白可发挥相反效应,SG组装的贡献必须与G3BP1/2功能和上游翻译控制区分。RSV复制与SG阳性细胞和G3BP1相关,但SG特异性前病毒机制尚未确立。Mtb诱导持续性G3BP1阳性颗粒,伴随翻译、代谢和免疫变化;ISRIB和G3BP1/2耗竭支持ISR-G3BP-SG轴的参与,但两种干预均不够特异,无法确定SG组装作为唯一因果介质。因此,现有文献不支持普遍增加或减少SGs的统一治疗策略。更可防御的治疗机会包括以病原体、细胞和阶段特异的方式靶向定义的病原体-宿主界面或应激通路,同时在实验上将凝聚体效应与翻译、代谢和SG非依赖蛋白功能分离。连接宿主SGs与抗生素耐受的证据仍是初步的。与休眠和抗生素存活相关的细菌凝聚体主要在模型系统中得到证明,其在呼吸道感染中的相关性仍有待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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